一、战略名篇《隆中对》
作为继春秋战国之后中国的第二个历史大动荡时期，纵横捭阖的你争我夺，翻云覆雨的联盟拆解，变化莫测的战略重组，似乎进入了历史的轮回。与春秋战国不同的是，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乃至社会思想的根基。而汉晋之间的群雄纷争，则孕育了战略思想的空前进展。此后中国历史上的战略构思和设计，基本上再未能超出三国的模式和框架。
《隆中对》就是这一时期战略思想的代表。
《隆中对》出自陈寿的《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他的主角是“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的诸葛亮。
汉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刘备在先后依附公孙瓒、陶谦、曹操、袁绍后来又到荆州投靠刘表，企图以“帝室之胄”的身份，用“恢复汉室”的名义，广揽人才，称雄天下。通过徐庶的推荐，207年冬至208年春，当时驻军新野的刘备，三次到邓县隆中拜访诸葛亮，但直到第三次方得见。诸葛亮为刘备分析了天下形势提出先取荆州为家，再取益州成鼎足之势继而图取中原的战略构想。
图 1 隆中对时的全国割据势力分布图
诸葛亮为刘备描绘的使命，是顺着刘备在“汉室倾颓”的形势下“欲信大义于天下”，匡扶汉室，重建统一王朝。战略愿景，是成为再造汉室的天下之主。战略目标，分成三步走，第一步，利用刘表的见识浅薄和魄力不足，取“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的荆州，占据“用武之国”的地利；第二步：利用刘璋暗弱取“沃野千里，天府之土”的益州作为后盾，呼应四战之地的荆州；第三步：是“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收取中原。战略方针，则是内修政理，外结孙权，待机而起，以宛洛为主攻方向，以秦川为侧翼呼应，进取天下。这一设想如果完全实现，确实可以做到“霸业可成，汉室可兴”。
然后，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很骨感，诸葛亮在辅佐刘备成功实现第一步、第二步战略目标后，第三步战略目标迟迟未能实现，诸葛亮的六出祁山、九伐中原耗光了蜀国的国力，蜀国成为三家中最早灭亡的一家。
二、战略不同，命运不同
其实，在东汉末年，刘备、孙权、曹操集团都有各自的战略，
刘备的战略就是诸葛亮为其制定的《隆中对》，其战略核心是：
（一）战略环境分析。曹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不可与之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可以为援而不可图。
（二）战略愿景：再造汉室的天下之主。
（三）战略目标：一荆州，二益州，三中原。
（四）战略方针：联孙抗曹。
而与蜀汉《隆中对》相对，东吴也有其一套战略，这便是鲁肃为孙权谋划的《江东对》，尽管其知名度远远不及《隆中对》。《江东对》的战略核心是：
（一）战略环境分析：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北方事多，江东是个适合创业和守业的好地方。
（二）战略愿景：割据一方。
（三）战略目标：保底目标是固守江东，挑战目标是趁中原多事，剿除黄祖、征讨刘表，局长江流域与曹操对峙。
（四）战略方针：联刘抗曹为主，联曹攻刘为辅。
而曹操的战略，更为简单，就是一个核心：挟天子以令诸侯。
通过上面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隆中对》与《江东对》的共同之处，都是认为曹操势力强大，不可以与之争衡。而不同之处是，
（一）对大势的判断不一样，《隆中对》要光复汉室，《江东对》则认为汉室不可复兴。
（二）理想不一样，也就是愿景不一样，一个要做天下之主，一个只想割据一方。
（三）目标不一样，《隆中对》的最终目标是要平定中原，统一天下。而《江东对》立足与江东就满足，如果能占据整个长江流域而与曹操对峙就更好。
而《江东对》与《隆中对》有一个重大冲突点，这便是荆州。其最终结果是，陆逊战取荆州，关羽走麦城。
可以说在这三个战略中，《隆中对》最能激动人心，但是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战略和鲁肃《江东对》的战略目标基本上达成，而《隆中对》跨有荆州、益州之地，然后收取中原，匡扶汉室的战略最终落空。
三、《隆中对》之误
那么，《隆中对》所描绘的宏伟蓝图为什么没有实现？是因为关羽的大意失荆州，是因为刘备的遗恨失吞吴，还是因为刘禅是扶不起的阿斗？我们认为，是因为《隆中对》至少在四个方面存在着的缺陷造成的。
大势判断
在战略分析中，对未来趋势的判断十分重要，是战略设计的基石，而《隆中对》是建立在“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的大势判断之上的，如果这种判断仅仅是用来做一面大旗，用来凝聚人心，也未尝不可，但不幸的是，匡扶汉室，重建统一王朝的使命，成为再造汉室的天下之主的愿景，以及最终收取中原的目标，蜀汉上上下下长期将一切行动都是建立在汉室可兴这一并不坚实而且违背历史规律的基础之上，这成为后来一切错误的开端。
使命、愿景、目标
前面说过，《隆中对》是建立在汉室可兴这一基础上的战略，看起来远比鲁肃的《江东对》更有号召力，更有正义感，但是，在战略实施过程中这种崇高的使命感有时候会成为一把双刃剑。
首先，在曹丕称帝后，刘备就面临着一个两难选择：自己是称帝，还是不称帝？按照战略使命，刘备不应该称帝，而应该继续讨伐曹魏，光复汉室。但如果真这么做了，就无法满足手下一众大臣的需求，就会涣散人心，涣散队伍。而刘备称帝，则会使光复汉室的使命蒙上一层“窃命”的阴影。为了抵消这种阴影，为了能继续高举汉室正统的大旗，就不得不“北定中原”，这就引起了第二个问题：战略目标没有任何调整空间。
综合《三国志》、《后汉书》和《通典》的记载，在魏国灭蜀时，蜀国有108万人，魏国有443万人 ，在三国归晋时，吴国有256万人人，三国中人口最少的蜀国，为了避免失去正统性，不得不连续出击，不仅无法实现目标，而且耗空了国力。
战略资源
战略必须有相应的资源支撑。不进行资源盘点，只有煽情的文学描述，是自古以来文人治国的通病。而《隆中对》在进行战略分析时只是进行了大略的估计，对于当时白手起家，并无任何本钱的刘备来说，荆州和益州就是他要攫取的资源，也是他为关张等下属开出的一张信用支票。
在这个问题上，苏洵认为，诸葛亮只以关羽守荆州而以主力到益州建立根据地，很难实现两头兼顾的目的。孔明以为有高山险隘相阻，就可以免于灭亡，实际上西蜀之险，守不可出，出不可继，保证安然偏于一隅都很困难，以此为根据地图取中原就更不可能了。苏洵还形象地举了一个例子：要成为富人，必须占据四通五达之都，收取天下之利。而赚到一点小利，就藏在家里，天天守着，是求不失，不是求富，要是来了大盗，又怎么知道真的不会失去呢？
毛泽东一生中曾经两次评点过《隆中对》，其中一次是《古文辞类纂》收录的苏洵的《权书·项籍》一文，并涉及诸葛亮为刘备集团提出的另外一个发展战略。毛泽东赞同苏洵的这一观点，并批注道：“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
兵法曰：“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 “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而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因此，集中优势兵力战胜敌方，特别是己方处于劣势时，集中优势兵力，一个拳头打人就显得格外重要。然而《隆中对》在力量部署上分散用兵，违背了这一原则，可谓“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待到后来，关羽镇守荆州，守卫门户；孔明留守成都，巩固后方；刘备驻守白帝城，以应东、西之变，更是“三分兵力”矣。作为三家中本就力量单薄的蜀汉，却二分以至三分兵力，正如毛泽东所言，“安得不败”？
图 2 魏国灭亡蜀汉时的全国形势图
除了缺乏资源支撑外，在《隆中对》及后来蜀汉的执政实践中，也没有能力提升策略和措施去对接战略，使得战略成为无源之水。
战略方针
毛泽东另一次评点《隆中对》，是在皖南事变后。他说：三国时期，蜀汉所据荆州失守，蜀军进攻东吴，被东吴将领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打得大败，其原因就在于刘备没有区分和处理好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所确定的战略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拒曹操”。曹刘是主要矛盾，孙刘是次要矛盾。孙刘的矛盾是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正是在这一战略方针指导下，通过赤壁之战等多次战役，刘备成就了一番政绩，魏蜀吴三足鼎立局面形成。
孙刘联盟是孙、刘两家的战略方针，但我们必须看到，东吴对孙刘联盟的依赖程度远远不如蜀汉，所以东吴朝堂之上对与蜀汉结盟有一种“吃了亏”的情绪，刘备不听劝谏，坚持伐吴，并不完全是为关羽报仇而感情用事，其实也是对东吴这种情绪的反弹，但结果是蜀汉实力大伤，偏安益州，随后的北伐中原只能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无奈之举。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应该认识到，战略是一个识大势、知家底、明方向、定目标、下任务过程，战略应该是动态的，战略是需要计算和量化的。而只有激动人心的华丽辞藻堆砌的文案，只能算是一剂心理兴奋剂，而不是真正的战略。
